五台山佛教汉藏并存

　　五台山佛教的特点是显、密教派并行，青、黄寺庙并存，僧俗信众相互依存。比丘、比丘尼日复一日观云涛，听风雨；迎朝阳，送残月；读黄卷，守青灯；伴古佛，行斋戒；参禅机，悟佛理；成就了无数的高僧大德，熔铸了以“佛”为理念的五台精神，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五台山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作为一种晋外文化能在五台山扎根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古代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三晋文化在接收、吸纳晋外文化中，相互渗透、同化包容、亲和互补的结果。这也正是五台山藏传佛教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这种立足本身、内外互补的意识，即使在现代依然会给我们深刻的启迪，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五台山藏传佛教作为西藏佛教与五台山佛教相结合的产物，既有藏传佛教的特点，又具有地方特色，即与内地其他地区有不同之点。　　五台山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形成的具有五台山特色的佛教。所谓五台山特色是指它是一个文殊信仰的道场，“文殊菩萨的实践活动及其思想成为五台山主体文化中具备惟一性和垄断性的元素，我们称之为核心文化。”文殊信仰兴起于北魏，盛行于唐代，近500年间形成“青庙”与“黄庙”并存的格局。在文殊信仰的形成过程中，密宗和华严宗都起过很大的作用。早期不少华严学者对文殊师利经典的翻译，将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说法的道场，为五台山成为北方研习《华严经》的基地奠定了基础。唐代密宗崛起后出现了密教文殊，由此扩大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内涵，也促进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同密教的结合。密教文殊菩萨以大乘童真文殊为原形，后来也逐渐发展为一个神祗系统。瑜珈密教兴起之后，文殊系统和观音系统一样发达。唐代密宗的《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肯定了中国的五台山为文殊住处，为确定五台山文殊道场提供了最直接的有力证据，而传说唐初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远闻五台山文殊灵迹，来到五台山，文殊化为老人，教他返回本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取回这部密宗经典后，文殊接引入金刚窟中。这个广泛神秘的传说为五台山文殊信仰提供了现实的证据。后来澄观论述，以密宗的文殊菩萨法相扩展为如来佛的法相，并具体化为五台山五个台顶之形，无疑是对密宗的继承和发展。澄观以五台山五个台顶之形直接比附为文殊五髻，并认为它们表现出五种智慧与道德，又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形体、性质相类、“五行说”等相联系，体现在宗教信仰中，如五帝、五神、五祀、五岳、五通等。因此，澄观的论述，实际上是把密宗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巧妙地糅合起来，既能为佛教界所悦服，又能为世俗所接受；既满足了浅层信仰的直接要求，又可引发深层的哲理探索，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经典论述。澄观为五台山文殊信仰作了理论上的认证，不空则从组织上推行五台山文殊信仰。这两位宗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把中印文化结合起来，使五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不空在五台山建立密教道场———金阁寺，以密教文殊法使传统的文殊信仰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空向唐代宗上奏在全国普及文殊信仰得到批准后，文殊信仰推广到全国，乃至亚洲各地。五代宋金时期，密宗在五台山作为不大，不过辽金时期五台山建立的密宗道场，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据《清凉山志·法冲传》中说：“大定三年……即召五台法冲大师入京……有金主嘉叹赐仪仗送至五台山，敕建万寿寺，以师居之。”继此之后的元明清对密宗更加崇奉，只是这时的密宗是以藏传佛教的面目出现的。藏传佛教在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敬礼而崇信无所不用。甚至皇帝后妃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或专席于坐隅且帝师即位之始，将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始此。僧人与王争道，抬妃坠车欧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反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从中可见，元代皇帝对藏传佛教僧人恩宠有加，对其触犯皇威的举动不与过问，而对敢于抵触西僧者却给予重罚。藏传佛教在元朝百年间获得极高的荣耀和地位，不仅帝王后妃对它顶礼膜拜，而且文武百官竞相效仿。元代八思巴巡游五台山，参观巡礼，听授经典，写了两篇关于五台山的赞文，标志着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元代皇帝的极力尊崇以及元帝师到五台山传法，都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一日千里，迅猛异常。此后，胆巴在五台山建立了藏传佛教道场。入明以后，历代皇帝都非常尊崇藏传佛教，明成祖就曾邀请哈立麻到五台山显通寺，为已故皇后荐福，同时还邀请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到五台山。他在五台山不仅弘扬黄教义理，而且建立了五座黄教道场。可见，明朝是继不空之后密教和文殊信仰在五台山的又一重大发展时期。到清代，藏密为五台山文殊信仰增添了新的内涵与特色，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至鼎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系统都和五台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使上至帝王将相、活佛等，下至虔诚的蒙藏喇嘛及其他各民族佛教信徒都接踵前来朝拜，从而使五台山文殊信仰扩大为中国乃至东方各民族的一种共同信仰，这种信仰逐渐成为维系汉族与其他各民族信徒情感的纽带。因而这种地方特色又具有整体的普遍性。　　从现存内地藏传佛教遗迹来分析，北京、承德、五台山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族地区的三大中心。五台山不同于内地其他地方，它是唯一一处民间自由发展起来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藏传佛教道场。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内地，在非藏区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大都附近、江南地区、敦煌一带都有所传播。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藏传佛教的主要佛事活动场所大部分都建于此，在这里藏传佛教的传播是不言而喻的。如至治三年（1343年）作上都华严寺，八思巴帝师寺及拜住第，役军六千二百”。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以将幸上都，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舆次舍之所”。至于杭州等江南地区，因杨琏真如及许多高僧的弘扬，藏传佛教才开始传播发展。据《汉藏史集》记载“：八思巴为尼泊尔、印度、汉地、西夏、蒙古、高丽、大理、畏兀儿、合申等地的比丘和比丘尼、沙弥、沙弥尼4000余授戒、剃度，为425人担任可授戒的堪布，上师又派他的弟子持律论师却结衮布到蛮子地方，一年之中为947人授戒剃度，这些弟子又是无数比丘、僧伽，使得佛教在江南大为兴盛。”如今留下了许多遗迹，如杭州飞来峰的喇嘛教造像，城隍山宝成寺的一堂“马曷噶剌”圣像。(但江南的佛教只在元代盛极一时，明清后影响较小，只剩遗迹供作参观。同时处于佛教传播道上的河西，藏传佛教更为兴盛，除凉州的白塔寺外，敦煌的465、462、463窟都是反映元代喇嘛的石窟。　　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藏传佛教寺庙是清代乾隆年间，在章嘉活佛的倡议和直接领导下建成的———“雍和宫”。乾隆皇帝说：“佛教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在西藏发展，完全是由于那里的寺院搞得好。倘若现在京城也能建造一处修习经典的大寺院，定会有益于佛教的流传……从前，显然在内地也为萨班和八思巴讲经修建寺院，但如今已徒有虚名……如今让咱们二人在这皇宫之中建起佛堂，成立几个讲修佛法的‘扎仓’，不是对佛教文化的兴旺大有好处吗？”雍和宫的建成，为清代京城官员进行佛事活动提供了场所，为京城藏传佛教信徒提供了瞻仰朝拜之地。然而雍和宫是以皇家意志建立的，一方面是用于接待蒙藏上层人士，为其进行宗教活动提供方便，以示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宗教活动中心，利于通过宗教信仰联络感情，维护团结，以此来巩固统治。承德的普宁寺也是采纳三世章嘉的建议依西藏桑耶寺样式建造的。当时正值乾隆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后，在承德举行盛大庆祝会上决定建寺立碑纪念这一业绩。还有康熙至乾隆年间修建的清廷热河行宫的外八庙，其中不少寺庙与五台山寺庙同名。但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的外八庙都建立于皇帝行宫之中，普通百姓无法进入。这说明藏传佛教在当时的社会中得到帝王的极大尊崇，发挥着巨大作用。帝王在行宫中建立藏传佛教寺庙，一是由于五台山和西藏等藏传佛教寺院距京城路途遥远，坎坷难行，朝拜不易；二是由于皇家对藏传佛教的崇信，便就近在行宫中建立，便于他们进行佛事活动；三是为巩固统治，在京城及承德行宫中建立藏传佛教寺庙，以显示对蒙藏等族信仰的尊崇与亲和，作为维系民族感情、团结各民族、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统一的重要措施。因此，无论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热河外八庙都是为皇家服务的，带有皇家意愿和政治色彩。　　五台山则不同于上述地区，五台山地处太行山北部，地理环境奇异，具有与印度“灵鹫峰”一样的神奇，因而被无数僧徒都认为文殊道场。唐代密宗形成，由于不空等人的努力，使五台山文殊信仰内涵扩展，并在全国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对西藏佛教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以来，奠定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的局面。明清时期历代帝王、藏传佛教领袖都特别重视五台山。明代初步确立了青庙和黄庙并存的格局。清初，将五台山原十座青庙改为喇嘛庙，并从蒙藏地区招聘僧人入庙，最多时曾逾千人。庙内寺规、陈设、仪式、习俗及饮食着装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并在主要位置供奉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像。清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行宫设在全山最大的喇嘛庙———菩萨顶。菩萨顶驻有扎萨克大喇嘛，第!到第)任均由皇帝派遣。康熙时，从第%任开始由西藏达赖喇嘛直接派遣。乾隆皇帝曾命三世章嘉驻锡五台山镇海寺，圆寂后在寺内建立了精美的舍利塔。此后形成了历代章嘉每年$月到’月在五台山修行的习惯。东北蒙古族地区著名的瑞应活佛舍利塔建立于五台山凤林谷内。相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观音洞静闭修行。总之，英明的封建君主们在五台山营造了一种藏传佛教的浓厚氛围和真实环境，成为各民族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圣地，吸引了来自满蒙藏土等各民族地区的信徒至此朝拜。这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绵延连续、长盛不衰，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未中止蒙藏人民与五台山的感情联系。发展至今已有近七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发展来看，它虽得到皇室的支持，特别是清朝皇帝的有意扶植，并借章嘉活佛来抬高五台山的地位，起到绥柔蒙古的作用。但是这里带有的皇家意志不是很强，较承德、热河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更具有民间性，这里有大批的满蒙藏土等族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前来朝拜。五台山独特神奇的人间幻

境、文殊信仰的广泛传播，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以生根发芽；皇家力量的支持，使五台山的民间影响随着中国人对皇帝的崇拜而日益扩大，使五台山佛教得以迅猛发展。佛教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宗教的发展都必须借助统治者的力量，否则难以生存与发展。近现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通过能海、法尊等人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西藏密教进行了揉合，使其适应了汉地五台山这样特殊的环境。这种历史延续性是北京、承德避暑山庄所没有的。如今那些地方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旅游胜地，不再有藏传佛教的教法、义理流行。五台山则成为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存的佛教圣地。　　五台山作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存、青黄并济的佛教圣地，它不同于中国其他藏族地区的宗教。今天，我国国内藏传佛教信徒大多分布于西藏、内蒙全境、青海大部、新疆准噶尔盆地、云南丽江以北各县、宁夏北部、辽宁与黑龙江西部等地。在这些地区，藏传佛教信徒几乎都是藏、蒙等少数民族，寺院诵持藏文经典，藏传佛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公元!#世纪藏传佛教就传入蒙古，并一直在其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在中部、西部都很兴盛。藏传佛教寺庙到处可见，人称“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渺渺召。”召，蒙语即寺院的意思。仅呼和浩特就有!$座寺院。曾驻内蒙的章嘉活佛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代理达赖喇嘛在内外蒙古管理教务的呼图克图，清政府把章嘉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在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巡视使”和钦差大臣。西藏分前藏和后藏，前藏由达赖喇嘛管理，后藏由班禅管理。著名的寺院有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等。位于西藏地区和与西藏地区接近的!$个少数民族也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各派在公元!!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的传入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中甸县、维西县）、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以及丽江（丽江、宁莨县）等地区，长

期以来对云南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还有裕固族、土族、阿昌族、怒族、门巴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信仰藏传佛教。这些地区尤其是甘肃西部的裕固族，一般每个部落都有一个寺院，个别部落还有两座寺院，如景耀寺、康隆寺、莲花寺等。信徒在宗教节日和逢会时到寺院念经朝拜。他们崇拜的神灵、祈祷方式、寺院仪规、宗教节日等和西藏地区没有多少区别。藏传佛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如人们出行、家中遇到喜丧之事或难解之事、发生自然灾害、患病等等，都请喇嘛来念经、做法事，以祈神灵降福。这种信仰已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西藏地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当地人民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其中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不仅填补了他们因物质生活匮乏而造成的精神恐慌，而且他们认为佛主与其同在，为其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拼搏增添了无穷力量。藏传佛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信仰在民族统一、共同抵御外辱、维护民族的生存以及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甘肃民族研究所佛道处处长齐先生所说：“目前藏传佛教面临的问题：一是渗透，二是保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掌握的情况……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达赖势力的渗透，大活佛的认定等。”　　五台山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汉地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主要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吸引了无数僧俗信徒来此朝拜，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亦发挥着极大作用。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及藏传佛教信仰地区，但其作用亦不可低估历史的发展证明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民族团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领袖大都到五台山朝礼、讲经说法。如元代萨迦派八思巴朝礼五台山、宁玛派胆巴居五台山传法；明代又有噶举派哈立麻、格鲁派释迦也失等入五台山；清代章嘉、达赖喇嘛、班禅、哲布尊丹巴等朝礼五台山。正是由于上述藏传佛教领袖的巨大影响力，在民众中朝拜者更是络绎不绝。《西巡盛典》中记载“：黄教为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之卫藏也。”实践证明，清朝通过藏传佛教来联络藏、蒙等少数民族，制衡汉族以巩固其统治，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对于维护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起了重要作用。五台山所发挥的这一特殊作用，既提高了它的地位，为这座文化名山的般若智慧增添了浓重色彩，又为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近现代以来，能海法师结合五台山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并存的特点，使失传多年的藏密在五台山恢复和发展起来。五台山藏传佛教的面貌有所变化，虽然跟西藏藏传佛教修行方式基本相同，但这里念诵的藏文经典是经过翻译的汉字藏文经典。修行者更加注重戒律修持，以及领悟小乘阿毗坛经典的思想，更加具备了显密兼修的特点。现在，五台山藏传佛教有较集中的#座寺院，虽然数量较多，但除菩萨顶等个别几个寺院规模较大外，其他寺院的规模较小。在建筑风格上深受汉地佛教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建筑甚至与汉传佛教寺院风格无二。各个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喇嘛均念诵翻译成汉字的藏文经典。在五台山每个藏传佛教寺院中均有从外省的藏传佛教地区来得喇嘛。每年在成群结队的人流中，也有很多从蒙藏等藏传佛教地区前来朝拜的虔诚信徒。他们在漫漫朝拜的长途中，有的僧人是徒步前来，顶风冒雪，艰难跋涉。在五台山，这些僧人面向佛祖，一步一磕，拾级而上，顶礼膜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宗教壮举。在这些无数喇嘛信徒接踵不绝的来往中，把藏传佛教地区的虔诚信仰、坚韧精神传到五台山，同时又把五台山对藏传佛教的包容亲和精神以及对蒙、藏等兄弟民族佛教信众的尊重与关爱带回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总之，五台山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存、青黄并济的佛教圣地，这种局面既是中外文化、汉藏满蒙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一大奇迹。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汉藏满蒙等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文：赵改萍)